诗人非马访问记

莫渝

时间：民国67 (1978) 年8月11日

地点：台北市芝麻大酒店1214室

前言

我们的诗坛，有人刻意戴着「诗人」头衔，他们用成堆的文学理论，美学方法做装饰，把自己打扮成花枝招展的大诗人；另有一些人，他们不在乎这个头衔，只是默默地写诗，然后将日积月累发表过的一些作品，集印成册，分送朋友欣赏，以求心灵的融通，换得真挚的友谊。

有一句流行诗坛的话：有人整天写诗，算不得诗人，有人不写诗，硬是诗人。

非马写了二十几年的诗，朋友，您想把他列入哪一类？

莫渝：您写诗已有二十多年了，但是国内诗坛似乎对您比较陌生，请您先谈谈在国内国外文学活动（诗活动）的大概情形。

非马：我开始写诗很早。一九五四年，当我在台北工专念书时，与同学合办了一本自写、自编、自印的《晨曦》月刊。隔年，开始在报纸副刊发表诗与散文，大部分可算习作之类。工专毕业后，认识了白萩，时间是一九五八年。

一九六一年到美国留学，进密尔瓦基城的马开大学研究院读机械工程，一九六三年获机械硕士，这段时间写得很少。一九六五年，再度与白萩取得联系，并在《现代文学》上发表诗作与翻译。《笠》诗刊创刊后，开始在《笠》发表诗作。一九六七年，我进了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攻读，这期间为了功课，创作不多。直到一九六九年得核工博士学位，搬到芝加哥，我才有较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写作，往后这一两年是我创作力比较旺盛的时期，除了诗作，同时也因白萩的催促，大量译介了英美现代诗发表于《笠》诗刊。

莫渝：从您发表诗作到目前为止，大约有多少作品？

非马：我的产量不多。在我的工作环境里，没有可以互相激励的诗友，比较缺乏写诗的刺激，同时，写了诗在国内发表，读者的反应如何不容易知道，因此，创作的原动力较少。平均一个月大约只有两三首。《在风城》诗集内一共收了五十八首，连同近两三年发表的，大约有一百来首。

莫渝：您平常写作（写诗）的习惯如何？

非马：由于没有充裕的时间，平时只能做酝酿的工作，一首诗有时在心里酝酿几天，直到瓜熟蒂落。这种收获的时间大多要在家人入睡之后，目前则在清晨。同时我也花些时间翻译小品文及小说，目的是磨炼自己的文笔。

莫渝：这些年来，您的作品大部分在《笠》上发表，是否有什么因素造成？

非马：白萩的引介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最大的因素，我想是《笠》这个刊物比较适合我的诗风。它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刊物，而我是个脚踏实地的人。

莫渝：您在国外，平常还能看到哪些国内刊物？

非马：《创世纪》诗刊、《幼狮文艺》、《夏潮》、《联合报副刊》等，有时候，桓夫会寄给我《大地》、《龙族》一类诗刊。

莫渝：从《笠》诗刊出刊以来，您就与它接触了，对于十年来它的成长，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它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

非马：我想《笠》的路子是对的，在风格上、语言上都很朴实，真正是为了表达内心感触而写诗；其次，对台湾光复前诗史的整理所作的努力，也是一大贡献；还有就是它提供儿童诗的发表园地，同时扶助了儿童诗的发展。

不过，在诗人创作的语言方面就显得比较不成熟，在诗里使用一些缺乏凝炼的口语，使得诗的结构松弛，这是笠下诗人们该努力以赴的一项；另外，理论与批评方面，我觉得做得不太够，特别是批评，缺乏系统性的批评，大部分是零碎、即兴式的。〈作品合评〉是个很好的构想，但是参加合评的人似乎事前没有做太多的准备，讨论时只是表面浅谈，并无深入体会，这方面，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莫渝：那么，您认为有系统的批评应包括哪些？

非马：一个有系统的批评应该包括对隐藏在诗作后面的思想以及表达这思想的方式做通盘的探讨。首先我们要问这首诗的历史地位如何？它替人类的文化传统增添了些什么？其次，它想表达的是健康积极的感情呢？还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对象是大多数人呢？还是少数的几个「贵族」？最后，我们才来检讨它是否诚实地表达了想表达的？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更有效的语言？总之，一个好的批评不应该仅仅在文字结构上做工夫。

莫渝：对国内诗坛上，比较上，您算是局外人，站在旁观者清的立场，您能不能提出目前诗坛的弊病与展望？

非马：我觉得诗坛最大的弊病，是「一窝风」的现象。过去大家一窝风地搞现代主义，写些艰深晦涩难懂的诗，目前又一窝风地写乡土诗。我想诗坛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感受，应该有不同的风格才对。一个健康的文坛及诗坛，应该容纳各式各样的作品。

以现代诗的技巧揉合乡土文学的精神，或许是诗坛的新方向。

莫渝：国内的诗人作品译成英文后，在美国文坛上的反应如何呢？

非马：对叶维廉等人的翻译的反应情形，我不太清楚。我个人曾把同美国友人碧奇卡合译的白萩诗集《香颂》与《笠诗选》（《笠》55期），寄给许多出版社，一般来讲，他们认为不错，很有兴趣，却无力出版。这里面多少搀杂了些政治及地域的因素。比方说，一个读者可能对俄国的诗人发生兴趣，即使他们的作品比不上我们的。

莫渝：美国诗人的活动与国内有何同异之处？

非马：我同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交往。比较大的不同点是他们几乎每个州都有一个诗社（诗人团体），有的出版诗刊，也出版会员诗集，自费的，并举办诗朗诵。诗集的销路也不太好，除非特别情形。

莫渝：您翻译了不少英美现代诗，当您介绍这些作品时，有没有个人取舍的标准？

非马：当然有。真正想翻译的，一定是我喜爱的，同时觉得对国内诗坛有益的作品，只是我无法知道翻译发表后，究竟有多少人在读？或受到影响？

莫渝：您个人从事科学性研究工作，在科学与诗之间，您如何协调？

非马：一般人认为文学与科学是互斥的，我却觉得它们是互补的。科学训练可使人对事物做冷静的观察与分析，避免激情的观点。

莫渝：在您写诗的历程中，有没有受到哪些人的影响呢？

非马：我想每个人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特别在我译了各家诗之后，难免会受到他们多多少少的影响。譬如国内的白萩、土耳其的喜克曼、法国的裴外以及受裴外影响的美国诗人佛灵盖蒂、可守等人。我很喜欢佛灵盖蒂一些口语化的诗，我最近写了些比较口语化的诗，可能就是受到他的影响。

莫渝：您理想中的好诗，它的条件如何？能否就您自己的作品中举例？

非马：对人类有广泛的同情心与爱心，是我理想中好诗的首要条件。同时，它不应该只是写给一两个人看的应酬诗，那种诗写得再工整，在我看来也只是一种游戏与浪费。其次，要能化腐朽为神奇，赋日常街头的语言以新的意义。还有一个要素，是在适当时候，给读者以一种惊奇的冲击。在我的诗作里，如《在风城》诗集中的〈电视〉、〈鸟笼〉、〈通货膨胀〉及〈裸奔〉等，便是这类例子。以〈鸟笼〉为例，诗是这样子的：

打开

鸟笼的

门

让鸟飞

走

把

自由

还给

鸟

笼

把自由还给鸟笼就是想制造惊奇。鸟的自由与笼子的自由是一种相对的看法，好像屋内大人受小孩的吵闹，如果让小孩到户外去玩，小孩获得了自由，屋内的大人也会因孩子出去了而获得自由。但一般人的习惯想法当然是把自由还给鸟而非鸟笼。

莫渝：就您个人而言，这二十多年来，您的诗观有没有改变？今后会不会另寻一条诗路？

非马：一直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不会像某些人那样做一百八十度的风格大转变，我的转变应该是渐进，而不是突变的。我想，我目前的风格很适合我，而且，用这种风格，我还可以找到更多体裁与题材，写出更多的诗篇。当然，我也很羡慕白萩、洛夫及余光中他们界限分明的转变。

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找适合他自己的形式和风格。除非有一天，我思想上有很大的改变，否则，短诗依然是我喜用的形式，要我写长诗，我想是不太可能的。

出版诗集有个好处，就是能够回顾自己创作的痕迹，同时接受别人的批评。从反省与批评中，找出自己的优点与缺点，进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莫渝：在您的观念里，诗与诗人品格有什么关系？

非马：诗人应该诚实地表达他内心所想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先学会做人，再来学做诗。从这个观点看，我觉得一个人的内心如果不美而写出唯美的东西，是一种可厌的作假。

莫渝：最后，我想请教您，诗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诗同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非马：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诗人的一个责任。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诗人去喊口号，而是既然我们生活在社会里，当然也应尽社会一份子的责任。要发挥这份力量，就得在诗里注入一份对社会的关心。在诗中流露社会性，并不会有损诗人的身份。在我看来，诗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就像文学与科学并非对立一样。

莫渝按：前述访问稿中，非马提到他翻译的诗作，择要在此介绍，以利读者查阅：

1。可守─《笠》37期

2。喜克曼─《笠》61期

3。裴外诗选─由大舞台书苑出版社出版

刊载于：《笠》诗刊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