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被选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任桂冠诗人的罗勃·潘·华伦，是一位有多方面才能及成就的作家，曾得过普立兹小说奖及诗奖。他说他很高兴担任桂冠诗人，但如果动不动为了某人死了一只猫便要他写悼歌，他宁可不干。我想他的意思是，诗人有他必须维护的尊严。歌颂权贵者的死猫，同满口钢铁太阳地歌颂权贵者本身，基本上没什么分别，都同样令人肉麻。

权贵是政治的产物。而政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不容任何人置身事外。作为一个现代诗人，要面对大众写现代人的生活，自然更不能不同政治打交道。关心政治，进而批评政治，揭露社会的不公正，指摘制度的不完善，这种吃力不讨好，但对人类社会进步有绝对必要的工作，更是有良心的诗人无可旁贷的责任。

但过分接近政治或热衷于政治，对一个诗人来说，有它的危险性。我这里指的不是坐牢或被杀头，而是受到政治权力的诱惑与腐蚀，丧失了做为诗人资格的危险。有创作经验的人大都知道，艺术这东西，特别是诗，脆弱无比。在制作过程中稍一不慎，随时都有爆裂粉碎的可能。希腊诗人卡法非对这点看得最清楚。他说：「当作家知道只会卖出极少数的几册时他便得到了创作的自由。当作家知道一定，或至少可能卖光他的初版，甚至再版，便会受到销路的影响。几乎不自觉地，有时会想到大众所想，所喜欢，所要的东西，而做出一些小牺牲──这边措辞稍为不同一点，那边省略一点」如果连迎合时尚，讨好大众都会损害到艺术的完整，我们可以想像，为了巴结当权者而心存顾忌，甚至歌功颂德，把艺术当成进身之阶的结果。而我们如何能期望，一个沽名钓誉甚至趋炎附势想分得一点政治利益的人，能替大众发言，为时代做见证，写下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充其量，他只能或只配替死猫写写悼歌。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怕受诱惑而禁锢自己。正如当和尚的必须远女色，却大可不必做作到一见女人便摆出一付老僧入定的样子。这使我想起几年前翻译的一个叫做「二僧人」的隽永的日本小故事来：

丹山与役道有一天在一条泥泞的路上走，雨还在不停地下著。
来到一个弯处，他们看到一个穿丝绸和服的可爱少女，走不过去。
「来吧，姑娘，」丹山马上说，抱起她，把她带过泥坑。
直到夜里他们抵达投宿的寺庙，役道没讲过一句话。然后，他再也忍不住了。「我们当和尚的要远女色，」他告诉丹山，「特别是年青漂亮的，那太危险了。你为什么那样做？」
「我老早把那女孩子放下了，」丹山说，「你还带著她？」

能做到像丹山那样坦荡胸怀，无贪无求，提得起又放得下，我想诗人在面对政治的时候，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